随着2016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逐渐披露，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数据正在整体回暖。

　　无论是新增贷款数，还是制造业新增订单数，一改过去一年的低迷状态，均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。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新兴业态，正在为中国经济提供越来越强的增长动力。这说明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规划已见初步成效。

　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，2016年要扩大上海自贸区的区域规模，增加开放试验的行业。回顾2015年，上海自贸区区内经济增速以远高于上海其他地区的傲人成绩，成为了去年中国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。事实证明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实际表现符合规划者的初衷，自贸区的活力正在向周边区域扩散。

　　就在上海在建设世界金融中心的路上高歌猛进的同时，我们不禁想起另一个早已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——香港。近年来，香港风波不断，从长达数月之久的“占中”行动，到地方立法机构意图推翻全国人大的决议，处处都体现出当初那个祥和、富足的“东方明珠”正在黯淡。

　　事实上，政治的乱象，归根到底都是经济错位导致。不论闹事分子打着什么旗号，民主也好，自由也罢，都只是一个幌子。

　　正如法国人庞勒在《乌合之众》里面指出的，群体往往需要一个道德制高点用以凝聚人心，即使这个制高点罔顾事实。香港回归之后，中央坚守当初的承诺，坚持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。港府的财政绝对独立，港府的行政决策中央绝不干预。那些手握选票、高呼反对独裁的人们也许忘了，在港英时期，香港人曾经长达70年没有投票权。

　　实际上，对比法国、德国、日本，香港近年来年均2%的增长率在成熟经济体中已经属于高速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经济增长的同时，我们却看到香港应届毕业大学生起薪不断下降，年轻人首次购买房屋的年龄不断推后。纸面上的经济增长，与实际生活体验的错位，引发了香港年轻人的不满。

　　尽管港府竭力在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力度，但是香港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大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　　纵观世界上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，不论是伦敦、法兰克福、东京还是纽约，没有一个强有力制造业的支持，是不可能拥有今日的经济影响力的。离开制造业支持的国际金融中心，只能叫避税天堂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当今香港的衰落，其实自香港去工业化那一天便开始了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，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，是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动的。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港资纷纷进入大陆，将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大陆地区。香港本土制造业受到大陆制造业的冲击，利润率不断被压低，资本自然而然地盯上了利润率更高的产业。

　　在上世纪90年代，香港房地产业开始起飞。当今香港富豪排行榜上，绝大部分都是靠房地产行业迅速完成资本积累的。

　　房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只买一次，特别是随着成熟经济体普遍的少子化、老龄化，房地产的需求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。因此，想要保持地产行业持续高盈利，必须要使土地成为极度稀缺的资源。让房子拥有投资价值，把房子从满足住宅需求，转变为满足投资需求。

　　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香港到现在，行政区内土地开发率只有23.7%，在香港超过70%的土地被以名目繁多的借口“保护”起来了。时任特区财长、现任特首的梁振英，曾经提出一项安居措施，旨在一次性建设8万套保障房，提供给低收入家庭，预计解决35万人的住房问题。让占香港总人口5%的人住上政府提供的保障房，本是安民惠民的好事，结果却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阻力，迫于压力的梁振英最后只得作罢。

　　失去制造业的香港，绝大部分人从事服务业。除金融、外贸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外，大部分服务业者对地租十分敏感。地租一旦提高，服务业者只有通过提高服务价格，将地租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消费者同时又是另外行业的从业者，生活支出增加，他便会要求更高的薪资，这样就会推高企业用人成本。用人成本提高，企业又会提高服务价格，从此进入恶性循环。

　　收入分配的极端失衡，使得普通香港人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被少数人窃取了。在经济繁荣时期，快速增长的收入可以掩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。然而，只要外部环境放缓，就会出现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社会矛盾。因为，对于资本家来说，看重的只是投资回报，投资回报一旦降低，资本家就会加重剥削，用以保证自己的收入，资本家们并不懂得“竭泽而渔”的道理。

　　当前香港收入分配问题并非没有解决之道。打破地产资本家对香港人民的资本讹诈，增加土地供应，加大土地开发力度，降低大陆工人赴港务工的难度，都可以缓解香港收入分配差距。香港曾经的成功经验表明了，越是开放的经济体，经济活力越强，经济增长越快，反之则是死路一条。

　　大陆经济正在经历转型，人民币正在逐步国际化，香港作为历史悠久的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经验，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影响力。